《傅雷、顾圣婴及“张迷”瞻仰的２８５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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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长的一竖通向江苏路和愚园路，短的一横通向镇宁路。长
短线条的交叉处就是28号，张爱玲的后妈就曾经在此居住。
　　 据房产档案记载，这一排小洋房建于1925年，上世纪50年代还非常偏僻，附近有
大块空地，连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种菜，甚至有人养羊。因为是一条死弄
堂，洋房的墙篱笆非常低矮，电没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园外，陌
生人除了花匠、邮递员、送鱼虫的乡下人，几乎看不到再有谁来。周围有数株大桑
树，届时桑葚满头，紫得发黑，又大又甜。在桑树底下，曾经出现过蛇，我亲眼看到
派出所的人用笼子将一条蛇抓走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场台风，将弄堂最后一堵墙刮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
崩地裂，狂风夹着一声巨响，房子也抖动起来。第二天，我看到后门以外是一地碎
砖，另一个世界。仿佛大幕拉开，看到的是完全不熟悉的场景。墙后的人家住得这样
破，这样烂，还有草顶房子。那些人试探着到这条花园洋房弄堂张望，以后，他们的
孩子有些成了我的同学。
　　 这些同学聪明透顶，常常使我自惭形秽。他们会创作一种“回文”，让人上当。比
如：“纸头乱糟糟”，倒读变成了“搔搔卵头子”，“大自然的爸爸”倒读成为“爸爸的卵
子大”。他们会让女老师倒读，在得手以后全体哈哈大笑。不过这批人大都没有逃脱
4050的下岗命运，直到今天，日子也不比父辈好到哪里去。
　　 当年的热闹是一阵一阵的。1958年的时候，弄堂有些不对劲了，一帮子人来拆所
有建筑上的铁器，铁门、钢窗上的铁栅栏、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铁栅栏移门几个大汉都
扛不动，用氧气瓶烧，好不容易拆下来。据说是拿到上钢厂去炼钢了，我只知道上钢
厂是在很远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也开始炼钢，挖一个坑，砌什么高炉，就在
花园洋房旁边生火，穷烧，后来停了，一堆乱砖不了了之。每家还要贡献一种粉，就
是将砂锅捣碎，捣成粉末，说是国家炼钢要的。
　　 炼钢的事说没就没了，花园洋房周围开始建工厂，我一直不清楚人们对花园洋房
是否有着强烈的排斥心理。工厂就盖在花园洋房旁边，车床对着家里的客堂间，搪瓷
厂的烟囱在人家头顶天天撒煤粉。这不是一幅漫画，也不是大杨浦某个地方，这是上
世纪60年代愚园路上海西区最最上流社会的社区发生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经全非，铁栅栏拆光了。破汽车放在弄堂
里，机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变成汽修厂，安定坊也堆满电动机。洋房的汽车间
没有汽车了，办起了生产组，老阿姨在里面糊纸盒。马路上拉劳动车的“大泼势”女人
到洋房弄堂来找地方小便，就往绿化后面一蹲。临近省份的饥民开始来弄堂要饭。后
来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副食品也出问题了，家家在花园里种菜养鸡。以前的太太们见
面，总是谈谈麻将台上的手气，现在开口问：“拿屋厢的鸡出蛋了哦?”报纸上开始宣
传山芋的营养，大米不能全额供应，要部分换成山芋。弄堂开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
袋，班级里的“猫狗”、“小宝”去偷，用铅笔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
后，这两人成为职业“三只手”，先后判刑。
　　 某些人对花园洋房和南京路是极端对立的。当年有一张非常出名的照片反复刊
载，一队军人推着一长串粪车从国际饭店门口走过，意欲何为?当然大有深意。这绝
不是本雅明对摄影的论断所可以解释的：“从消逝的东西中看到一种新的美。”粪车和
现代商业文明，和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冲撞”，暗示对“人欲”的最后的一次荡
涤，就要山雨欲来。
　　 285弄弄口正对着284弄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边是大翻译家傅雷的家，一边是基
督教惠慕堂，车床搬进去，教堂里行车吊车戳天戳地。我的同学就是牧师的儿子(牧
师离特务还差一点点)，我觉得他一直很自卑，从来没有开心过。
　　 表面上，傅家的花园里，月季花芬芳吐艳，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热衷的事
情。其实傅雷的家已经风雨飘摇，傅聪乘着出国参加钢琴比赛，“逃脱了”，这是弄堂
里经常被议论的事情。
　　 一个女同事秦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里，她家里是军人。“文革”中，扫地出门的
人家房子空关，部队的家属住进去，傅家类似。我乘机进去看看，厨房五六家人家在
用，有点乱，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体面的，留下硬扎的料理台，煤气灶老式的。每个
房门高畅，很高很厚的深色门套。楼梯沿墙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护壁板。
　　 这个楼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给三楼先生的卧室搞卫
生，推开门，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气息，朱梅馥用白被单将
自己吊在钢窗的横杠上。消息传出去，户籍警察左安民赶来，发现书台上有一个包
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郑重其事，上面附有一纸，“此包由朱人秀会同法
院开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经过请示，包裹被打开，里面有几个装
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书写清晰的遗书，这封遗书在一些地方发表过，但不显
著，相比《傅雷家书》，影响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并不反党，自己多余以外，还谴
责自己教育出一个叛徒(指傅聪出国未归)。
　　 有两点是提到保姆：旧挂表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六百元存单一
张给周菊娣，作过度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一个小信封装有现钞五十三元五角，傅雷写明：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9月2日，夫妇往生的那天，朱梅馥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
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不要让自己死得太
难看。
　　 据法医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两小时，她看先生服毒后，慢慢剪开被单，打好
结，怕一脚蹬开时弄出动静，用棉花胎垫好方凳，走了。
　　 他们之前的遭遇，与许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园里的月季花被
连根拔掉。
　　 傅雷是泰斗，是应该像菩萨一样供起来的呀!
　　 我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候经常浑身发抖，我对于他笔下的“真勇主义”既
爱又伯，他纠正了弄堂对过一个从未谋面的少年对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长、友谊、异
性、死亡。
　　 那天我正好十五岁，我的生日，无法忘记。我要我母亲回忆那天我是怎么过
的，她实在想不起来。
　　 我还记得1964年的春天，我到傅家房子后面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同学家里“开小
组”(按照老师的编排，几个人一起做作业)，那个时候的安定坊真安静啊，小洋房之
间的树密不透风，微雨，绿得透出油来，忽然飘来植物的气息，介于香与不香之
间。涂过柏油的墙篱笆被开满白花的枝蔓压弯了竹梢，整条弄堂，寂静无人。但是谁
知道，就在白花的后面，傅雷在喘息，两年后便自我了断。
　　 愚园路往西一点点，1088弄103号，顾圣婴，也是自我了断，死期是1967年2月1
日。
　　 不重复关于批斗、耳光、开煤气的事情，不讲她父亲顾高地羁押于青海。这些网
上都可以查到。
　　 傅家和顾家深交，傅雷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
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小朋友陆小燕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
朋友说她“装腔”，小燕叫得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
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
少年陪着。
　　 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
诊室的地上，那时中心医院急诊室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
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阿尼头那年十六
岁，从小练小提琴，老师是交响乐团的，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他认出了躺在担架
上的是顾圣婴。旁边大人们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弟弟回忆起来，顾圣婴面
孔雪白，头发塌在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
了。这就是顾圣婴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露面。接下来的事情，报道里回忆，三具尸
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弟弟回忆1967年2月1日凌晨所见，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
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那年，顾圣婴二十九岁。
　　 1989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
因潘汉年案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
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顾高地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落实政策后，被聘为市政府参
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19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
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顾高地移居在离愚园路不远的兴国路41弄2号303
室，与兴国宾馆相对。这是在老洋房之间的空地上建的工房式多层火柴盒，与兴国路
的风格有点不合。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我担心美女同事做掩鼻状，刺激老人
家，还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手里还抱着一个，好高的
个子。很瘦，属于小头一类，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
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
人说说话。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
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
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
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
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
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
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
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
　　 我说没注意。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1990年10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1990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
婴、刘诗昆的老师，上世纪50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
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
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
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
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
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了眼泪，哭得十分伤心，她拿
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
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
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说她失去了女儿。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
走掉了。
　　 《色?戒》拍竣，《小团圆》面世，张爱玲家庭的陈年往事常被人捞起来讲讲。
　　 285弄的门牌是算在江苏路上的。老底子这条弄堂绿荫婆娑，庭院深深。1959年
那场台风把弄底一堵墙刮倒，隔壁那条江北棚棚弄堂就和花园洋房鼻头碰鼻头。从此
285弄就没有什么好日子，大大小小被折磨了很多次。
　　 285弄全部是独立的花园洋房。双号从2到36，再加39、41、43三个单号。“文
革”抄家，几乎只只门牌号头翻箱倒柜。39号有两家的批斗印象深刻，一个是旧上海
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秘书，小学同班女同学的爸爸，洋瓶底眼镜，斗的时候缩得像只虾
米，脖子上挂满步枪枪栓，那些锈迹斑斑的东西是从院子里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钟
先生，我母亲这样称呼他，老头抽雪茄，困难时期给邻居做衣服，就在花园洋房客厅
里，钟先生闷头量、裁，两个白净的老婆婆踏缝纫机。批斗钟先生，两个老婆婆是陪
斗，站在方凳上，作投降状，一个老太身体有疾，一只手掮不起来。原来她们是一
对，是钟先生的大小老婆。
　　 28号一度引为话题的，是张爱玲笔下的脓包弟弟张子静，一个红鼻头瘦老头。张
爱玲把弟弟描述成一个窝囊废，也许加重了他的废物倾向。张子静一直在郊区的中学
教英文，退休后没有方向，一直也没有女人。后来有心人协助，张爱玲后妈身后的这
间十平方多一点点的房子因此给了他栖身。玻璃窗都用报纸糊了起来，一只古董级的
黑白电视机“霎发霎发”。张子静一件灰色中式棉袄，抄着一只空瓶，到弄堂口小店换
一瓶低价的葡萄酒。
　　 那时候，已经有张迷来瞻仰28号，有些台湾张迷，由圈内人带着，恍恍惚惚
的，走进285弄，以为有什么灵异出现，眼前除了老洋房的骨架还在，一派衰颓。那
些人多多少少给了张子静一些钱，让他过得好一点。
　　 28号这幢房子在285弄里有点不合流，其他小洋房风格显著，细节还可以略观一
二，28号平实许多。方方正正，没有什么凹凸，三楼带坡顶，是吴征家的。整幢房子
最早的主人是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后来给美国人开私人医院，上世纪40年代陆续有人
搬进来。其中包括张爱玲的父亲和后妈。
　　 我们都叫老太太姑姑，张爱玲将后妈描述成一个恶妇，她的文字力量太大，无以
辩驳。其实姑姑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老太太，我对她用高雅一词，尚觉无力。姑姑极有
风度，面容端庄，皮肤是那种几代人过好日子积累下来的白皙。孤身一人，却把日子
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很喜欢弄堂里乖
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冲芝麻糊。我在信箱的玻璃小窗口看到
一封给她的信，写着“孙用蕃收”，我很纳闷，女人怎么有这样的名字。那是寄卖商店
寄来的，说某件裘皮大衣已经出手。
　　 知道张爱玲和姑姑的关系，是交关年以后的事了。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文革”一开始，285弄立刻涌进来许多劳动人民。抢房子，有的轧在汽车间
里。有些人极其猥琐，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挺半泡”，“挺”要用上海话
来理解，就是留下、余下、节约的意思。“挺半泡”每个月的水费电费都是一度，抠门
得吓死你。给他这个绰号的意思是，他和老婆上床，只放半泡，还可以“挺半泡”。
　　 从那时候起285弄败的速度加快了。张爱玲的后妈——姑姑的院子28号也开始搬进
搬出，来的比走的都要恶。
　　 姑姑的身体也衰弱下去，家具也越来越少。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早
先，姑姑的房间虽挤。家私都是吃价钱的老货，座钟、照相架子都精致美观，连盛芝
麻糊的碗盏、调羹都要甩新天地T8几条横马路。有一个时候抄家物资寄卖商店都消化
不掉，姑姑的这点东西也三钿不值两钿。
　　 再后来，在弄堂里碰到姑姑，我不敢认她了，她已经半盲，五官都走位了，眼睛
上敷着怪怪的东西，用一点点余光看人。手里的“司滴克”(手杖)依然是老货。她叫了
我的小名，“你认不得姑姑了。”她说。
　　 “认得认得，姑姑你好吗?”
　　 “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讲的还是标标准准的北京话，非常标准，不是那种
胡同串子的京腔，偶尔带几分苏州音。她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像一只断脚蟹，也没有
人扶着。
　　 她死在1986年，后来才知道，姑姑的父亲孙宝琦做过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总
理。她嫁给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已经三十多岁了，抽鸦片，不育。张廷重当时还有十
九处不动产，金元券时候听了蒋经国的话，交出硬通货和贵金属，结果一路败下
来，到住进285弄28号，几乎光光了。
　　 28号的这间房子里死过三个人，上海话说起来就是，张爱玲拉爸爸，张爱玲拉后
娘，张爱玲拉阿弟。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死在这间房间里，1957年某日，隐约有一点印象。周围的人
突然神色怪异，小孩子挤在姑姑家的玻璃窗下，挤在前面的人说：“死脱了，死脱
了。”又有人说：“看，看，给死人换衣裳了!”屋里传来声音：“压一压，压一压，让
肚皮里东西吐出来。”安静了一阵，突然只听得“大脚疯”娘姨拍手拍脚大叫起来：“老
爷升天了!老爷升天了!”张廷重的确气绝了。
　　 “大脚疯”娘姨是湖州人，喜欢用篦子沾水，将鬏髻梳得溜光，她得了丝虫病，一
条腿很粗，人家不敢当面叫她“大脚疯”，只是暗里这么称呼。后来，收尸的三轮摩托
开来，旁边的车斗真像棺材，小孩子越怕越要看。一个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却挥霍
掉许许多多钱的人，就这样走掉了。“大脚疯”一直在哭哭唱唱，好像是完成仪式。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愉快的事，让人产生这条路上冤魂多的感觉。我想有些事情
确实是非常偶然的，也许在中国、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
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偶然。有些人是国
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
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
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
去。另有一些平常人，也在这个时间段里，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可见文字
的记录。愚园路608弄我的朋友，出色的牙医世家的一员，亲眼看到对面阳台上老太
婆跳下去，那一年他十岁。说起老太婆着地的声音：“泼”，像砂锅落在水泥地上发出
的响声。这个“泼”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也印在我的脑子里，无法剔除。